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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诒和：我和我的先生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   由   siyu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

  李新宇：还原大先生一一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上）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   由   lixindai 目录 1. 开场白 2. 家庭出身——现实版的“贾宝玉” 3. 家庭文化——终生未脱僧籍的“长根” 4. 鲁迅的学历——既无学历也无学位 5. 鲁迅的官职——民国的“中宣部副部长” 6. 鲁迅的国籍——大清or民国or党国 7. 回答提问 一 20年前，南京大学一个青年跑到各大学去听课，在南京听过高华的课，听过董健先生的课，到上海听了姜义华先生的课，又听了王晓明、许纪霖的课，到北京听了钱理群的课，好像还听了张维迎的课。然后跑到吉林大学，到中文系听了我的课，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拿我与钱理群做了比较，他说：钱先生讲课开拳就打，一开始就充满激情；而李新宇则是走上讲台先叹气，似乎一切都无从说起。他说得很对。到如今20年过去了，我的状态没有变好，反而更糟。因为能说的话似乎越来越少，寻找语言的难度越来越大。当代中国的学者与世界上那些现代国家的学者不同，人家只要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够了；而我们却要花很长的精力去寻找语言，寻找表达方式，研究庖丁之术。有人说带着镣铐跳舞更见水平，我承认。但如果把一个高个子舞者关进一个矮笼子，那舞姿会是什么样呢？奇迹或许会有的，但他的艺术才华更可能表现在跪着舞或者坐着舞。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是不愿跪着舞的，但天长日久，却也习惯了坐着舞，或者躺着舞。我是很喜欢坐着的，而且是双手合十的那种姿态。大家想，双手合十盘腿坐在笼子里，那舞姿能好看吗？这是我首先要请大家谅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这样对着手机讲过课，看不到听众，没有表情和目光的鼓励，大概很难找到感觉。所以，如果讲得像面无表情的新闻联播播音员，或者像乡村大喇叭里的村支书，也请大家原谅！同时我还担心，讲着讲着也许会忘了60秒内要动一下手指，又担心老是盯着手指头，也许就忘了要讲什么。没办法，试试吧！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但就在刚才，我忽然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太好。虽然“本来面目”是中性的，不含褒贬，但在这里，却似乎是我有点不怀好意，要揭穿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想改一改，给它加上一个正标题“还原大先生”；原来的题目改为副标题，也就是《还原大先生——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 说到鲁迅的本来面目，需要澄清的问题很多。原因大家都清楚，因为鲁迅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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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犯」段克文將軍 中国怡居 在中共舉辦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中，有許多當時國民政府時期的老兵參與受閱，獲得英雄式的起立致敬，這些國府的老兵過去在大陸曾經受到許多折磨，如今終於獲得平反。這使我憶起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共宣佈特赦大陸所有「戰犯」，主持軍事的葉劍英會見了特赦人員（當時被特赦人員尚有五百四十四人），其中有十人申請赴台灣，即為所稱的「十大戰犯」。他們是王秉鉞中將（原國軍五十一軍軍長），陳士章中將（原國軍二十五軍軍長）王雲師少將（原國軍浙江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養浩少將（原國軍軍統西南特區副區長），張鐵石上校（原國軍六十八軍政工處處長）張海商上校（原國軍青年軍二〇四師團長），楊南村上校（原國軍一五〇師團長），趙一雪上校（原國軍二八一師團長），段克文少將（原國軍軍統局專員）及蔡省三少將（原國防部救國團贛東青年服務總隊總處長），前九人皆有直系親屬或親屬在台灣，只有蔡省三無親屬在台。 這是當時兩岸不相往來，敵對時期的重大新聞，中共要把釋放的「十大戰犯」送到台灣，當然是一個衝擊台灣，負有重大統戰攻勢的動作。四月五日蔣中正總統故世，此一事件頓時更加敏感。四月十四日，「十大戰犯」在中共負責統戰事務的官員陪同下，抵達香港。四月十六日蔣故總統大殮。面對中共用親情的統戰攻勢，又逢國殤之際，四、五、六月間，「十大戰犯」能否來台灣？成為港，台新聞的焦點。 台灣負責本案的單位是國家安全局、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是以國家安全，台灣內部隱定的角度來思考「十大戰犯」應否接回台灣。但除了「十大戰犯」之一的蔡省三，立場較明確，宣示要到台灣提出建議，搞統戰，要促成「蔣先生與北京和談」。其餘九名「戰犯」是因親情要到台灣。而最後的結局，是其中趙一雪、張海商回大陸，張鐵石在香港自殺，蔡省三留香港，其餘六人被安排到美國定居。 台北當時未接納「十大戰犯」，可能有種種的考慮，但終究違反了世界文明國家對戰俘返國處理的原則，在國際上是產生負面的影響，也給中共的統戰達到一定的目的……國民黨對自己要回歸的被俘虜同志是無情無義的。 當時我在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工作，對此一事件，我心裡有一些看法。「十大戰俘」之一的蔡省三，明白要搞統戰，不應該讓他來台，但其他的戰犯有七人有妻子兒女在台，另二人有親屬在台，不讓他們回台灣，是不合常理的。對將來贏取大陸同胞對中華民國產生向心力，是有負面作用的。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

  參與「辜汪會談」的回憶■文／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秘書長） 更新日期：109-10-16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兩岸兩會（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由兩岸當局正式授權的民間中介團體最高負責人會面，並達成四項協議，更是兩岸由敵對緊張，進入對話緩和，歷史性的關鍵重要時刻。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由駐美代表處文化組組長的崗位上，調回台北擔任海基會副秘書長，主要是在陸委會授權下，進行對兩岸人民交往服務及有關事務性的協商工作。 會議緣起 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基於人道及親情的考慮，宣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一九九○年至九一年，為因應民間交流及間接貿易的快速發展，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三個不同層次的機構，規劃處理大陸事務。政府並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一九九二年，國統會通過有關「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同年十一月，兩岸兩會同意「一個中國原則」各自口頭表述後，海基會即積極籌備「辜汪會談」。 「辜汪會談」的緣起，是早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八日，海協會汪道涵會長來函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秘書長到北京「就加強雙方聯繫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但當時決策當局並不認為條件成熟，僅回覆「將於雙方便利之時機專程拜訪」。 一九九二年八月四日，海協會汪會長再度來函，邀請辜董事長早日會晤，「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交換意見」。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覆函，「願擇本年十月中、下旬適當時日，於新加坡，就有關雙方會務及兩岸文化經貿交流，例如台商在大陸地區投資保障諸問題，進行磋商」。九月三十日海協會函覆表示：「汪會長對辜先生接受邀請，擇期會晤，甚為歡迎」。但因兩會要先召開「兩岸文書查證」及「兩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等事務性協商，及要解决「一個中國原則」雙方各自如何表述，因而推遲到十一月份，各自用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原則」，經雙方同意後，「辜汪會談」的籌備工作，才積極進行。 會談經過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日，由總統府邱進益副秘書長，轉任海基會副董長兼秘書長，他新上任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推動「辜汪會談」。 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至十一日，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與海協會唐樹備常務副會長，在北京召開預備性磋商，雙方為即將召開的辜汪會談定位為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