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李新宇:还原大先生一一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上)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 由 lixindai

 

李新宇:还原大先生一一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上)

目录

1. 开场白
2. 家庭出身——现实版的“贾宝玉”
3. 家庭文化——终生未脱僧籍的“长根”
4. 鲁迅的学历——既无学历也无学位
5. 鲁迅的官职——民国的“中宣部副部长”
6. 鲁迅的国籍——大清or民国or党国
7. 回答提问

20年前,南京大学一个青年跑到各大学去听课,在南京听过高华的课,听过董健先生的课,到上海听了姜义华先生的课,又听了王晓明、许纪霖的课,到北京听了钱理群的课,好像还听了张维迎的课。然后跑到吉林大学,到中文系听了我的课,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拿我与钱理群做了比较,他说:钱先生讲课开拳就打,一开始就充满激情;而李新宇则是走上讲台先叹气,似乎一切都无从说起。他说得很对。到如今20年过去了,我的状态没有变好,反而更糟。因为能说的话似乎越来越少,寻找语言的难度越来越大。当代中国的学者与世界上那些现代国家的学者不同,人家只要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够了;而我们却要花很长的精力去寻找语言,寻找表达方式,研究庖丁之术。有人说带着镣铐跳舞更见水平,我承认。但如果把一个高个子舞者关进一个矮笼子,那舞姿会是什么样呢?奇迹或许会有的,但他的艺术才华更可能表现在跪着舞或者坐着舞。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是不愿跪着舞的,但天长日久,却也习惯了坐着舞,或者躺着舞。我是很喜欢坐着的,而且是双手合十的那种姿态。大家想,双手合十盘腿坐在笼子里,那舞姿能好看吗?这是我首先要请大家谅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这样对着手机讲过课,看不到听众,没有表情和目光的鼓励,大概很难找到感觉。所以,如果讲得像面无表情的新闻联播播音员,或者像乡村大喇叭里的村支书,也请大家原谅!同时我还担心,讲着讲着也许会忘了60秒内要动一下手指,又担心老是盯着手指头,也许就忘了要讲什么。没办法,试试吧!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但就在刚才,我忽然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太好。虽然“本来面目”是中性的,不含褒贬,但在这里,却似乎是我有点不怀好意,要揭穿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想改一改,给它加上一个正标题“还原大先生”;原来的题目改为副标题,也就是《还原大先生——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

说到鲁迅的本来面目,需要澄清的问题很多。原因大家都清楚,因为鲁迅曾经被捧上神坛,脸上被贴过金,被刷过漆,也被抹过污泥。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贴金者以为是在贴金,看的人却可能觉得是在泼粪。这是不是另一种“低级红”和“高级黑”?全面清理鲁迅形象,不是一次讲座能够完成的,所以今天只是从头说起,略谈几点。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鲁迅的家庭出身。

朋友们大概都会承认,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出身和教养是有关的。尽管人们常说“英雄不问来路”,或者是“英雄不问出处”。但在事实上,英雄、俊杰,都有出处。流氓、恶棍,也有出处。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而这个环境首先就是家庭。

鲁迅出身于怎样的家庭呢?过去的教科书,因为要打造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旗手的伟大形象,又因为狭隘的阶级论观点,所以对鲁迅的出身往往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即使说到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强调的也是“败落”:比如常年跑当铺,上不起交学费的学校,去南京求学时只带了8块大洋,等等,然后是强调他因家境败落而接触了底层社会,与劳动人民建立了联系,于是才对社会有了深刻认识。

按照过去那种思路,似乎鲁迅不穷就无法成就他的伟大。因此,人们对周家未败落之前,也就是鲁迅13岁之前的情况,进行的是淡化和模糊处理。那么,鲁迅到底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按照1949年前后,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鲁迅家应该属于官僚地主阶级。官僚地主阶级是最反动的一个阶级,是应该被消灭的。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却偏偏来自这个阶级。

需要说明的是,官僚地主家庭有两种不同情况:

一种是有权有势的土豪。中国历史上那些新兴的王朝在初建时都会带来一批这样的新贵。他们因为参与打江山,胜利后自然要参与分红,于是就拥有了权力,占有了土地,成了官僚地主。不过,这种家庭,往往是有权、有钱、没文化,所以最容易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加上朝代更替,所以这样的家族一般都不能长久。

另一种官僚地主家庭却不是这样。同样是有权、有势、有地位,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不是来自打天下,而是来自“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那些能够温饱的家庭,有能力供孩子读书,于是他们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甚至中状元,攀宫折桂,一路进入上层。做官之后,经济情况自然更好,就更有条件让儿孙读书,几代下来,就成了官僚地主,同时又是书香世家。鲁迅就出生在这样的书香世家。

从他的六世祖中举人到鲁迅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鲁迅出生时,他家里有秀才举人一大帮,有的还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也就是抵达了国家文化宝塔的最高峰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是翰林。鲁迅形容人喜欢用“阔”这个词。他不说人家怎么富裕,也不说人家官多么大,地位多么高。他就喜欢说这人很“阔”,是“阔人”。其实,他家就很阔,而且不是一般的阔。根据他祖父周福清的记述,周家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很富。最富的时候,曾经拥有土地一万多亩,光是当铺就开了十多家,还有许多店铺和珠宝行。

鲁迅出生时,周家已经没有那么阔。但我们仅从他家的住宅看,就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比的。去过绍兴的朋友肯定记得新台门和老台门,也就是鲁迅故居和鲁迅祖居,那是两所大宅院。其实还有一个过桥台门,现在没有了,也是鲁迅家的。鲁迅出生在新台门,那是一种五进院落。宅院的所谓一“进”,简单的说就是一道门加上一个院子。现在的人们大多住在共有的楼房,没有自己的宅院,所以没有“进”这个概念,但实物仍然能够看到:乡间的农家院,进门后四面是房屋,中间是院子,那就是一进。皇家的宅院,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北京的故宫,是九进。曲阜的孔家也是九进。除了这两家,没有哪一家敢把宅院修成九进。有个说法大家都知道,“深宅大院”,“深”,说的就是进数多。纵向的进数多,横向的宽度也就大。五进的院子是什么样子呢?北京的一些王府就是五进的院落。大家读过《红楼梦》,荣国府也是五进院落。鲁迅家的院子跟荣国府一样的,是五进院落。

我喜欢看名人故居,走到一个地方,喜欢看那里的名人故居和墓地。中国近代以来的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一直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甚至包括徐志摩的,都去过了。经过比较,我的结论是:论家庭的阔气程度,还是鲁迅第一。除了他之外,没有哪一家有五进院落和一个那么大的后花园。新台门在1919年卖给朱家之后就被拆掉了,现在看不到了,现在的鲁迅故居只是当年的一小部分,不仅小,而且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但根据一百年前周家卖房的时候画的那个图纸,我们可以看到,他家坐北朝南,临街是大门,大门里面是仪门,仪门里面是大厅,大厅后面是大堂,大堂后面是后堂,后堂后面是后楼,后楼后面是杂屋……再往后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是他们家的后花园,占地2000多平米。

周家有1万多亩土地的鼎盛时期鲁迅没赶上,到鲁迅出生时,因为经历了太平军之乱,周家已经衰弱了。太平军到过鲁迅家,杀过人,烧过房屋,也拿他家当过指挥部。这一折腾,家就败了。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最穷的时候也没有跌落到劳苦大众的行列。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家最贫困时的情况:

鲁迅和周作人到南京和东京求学的时候,家里只有祖母、母亲和周建人三口,却仍然有男女佣人好几个。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那时候在杭州坐牢。他坐的那个牢哇!坐牢,还带着一个小妾,带着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租了一套楼上楼下的房子住着。大家知道,佣人要付工资,租房要交房租,那么一群人都要吃饭,那时候周家没有一个挣钱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从日本回家结婚,家中竟然把太平军时期毁掉了的房子重修了起来。

鲁迅从来不夸富,1949年之后的回忆材料,都在拼命说周家穷。不过,我曾根据鲁迅签字画押的一张分单算过一笔账,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在鲁迅名下的土地是105亩还多一点。江南,是寸土寸金的地方,绍兴的人均土地只有几分,鲁迅有100多亩土地,如果到1949年,该划成什么成分?

鲁迅一辈子没有受过穷,他是地地道道的阔公子,尤其是童年,简直是王子。他自己说过,他的童年像王子。在家里被佣人保姆簇拥着,走在街上被邻里另眼相看,即使到外婆家,也得高接远送。朋友们可能记得《社戏》里面鲁迅和那群孩子一起,划着船,去看戏,偷豆子,那种情景是写实的。那是周家少爷来了,村里的孩子不用去上学,不用去放牛,被安排来陪周家少爷玩。考察鲁迅的家庭出身,可以发现过去对鲁迅的一些解释很勉强。

鲁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并不源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一般人也许会“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但伟大的头脑能够超越阶级地位。对于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性别,都有大悲悯,才是真正的伟大。同时,鲁迅又是真正的贵族,有贵族精神,所以才能看到阿Q们的可笑、可憎与可怜。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周家的家庭文化。

周家的文化怎么说呢?简单地为其命名的话,是一种复合文化。周家的男性家长都是读书人。那个时代,以科举为目标的读书人,应该都是儒家信徒,而且多有理学色彩。不过周家的男人理学气不重,女人就更加复杂。鲁迅儿时面对的三代女人,也就是他的曾祖母,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都信佛。但是她们又都算不上佛教徒。因为不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一点儿排他性也没有,能够接纳民间文化当中各种复杂的成分,包括各种神灵和鬼怪。读过《朝花夕拾》的朋友们一定记得,鲁迅的祖母和他的保姆阿长讲的那些故事,美女蛇,等等。

在这里,我只讲几件朋友们不一定关注的事儿。

第一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个和尚。他一岁多就做了和尚,终生未脱僧籍。原因是他出生的那一天,正是某位菩萨生日。出生时又是蓑衣包,大概就是把脐带、胎盘披在身上那样出生了。按传统的说法,这样的孩子是被鬼神锁着的,很难养活。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就是让鬼神找不到他,或者是不屑于理睬他。比如,明明是个男孩子,偏给他取个女孩名,甚至给他扎上耳朵眼儿,这都是过去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再就是给他取个贱名,比如叫猪叫狗。在我的家乡,有的孩子甚至叫狗剩——狗吃剩下的,狗都不吃了,神鬼自然不屑于去理他。

进一步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家当和尚。周家为鲁迅做的安排,就是让他当和尚。长房长孙当然不能真出家,可是形式是必需的。找一个庙,拜一个师傅,把名字写进和尚名单,就算是出家了。所以,鲁迅就有了一个法名“长根”,有了一个师傅——龙师傅。鲁迅临死的时候还写过一篇很动情的文章,题目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

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家很迷信,周家很迷信。

周家那样的大家族,规矩多、禁忌多、仪式多,一年到头说不清有多少祭祀活动。这种文化,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懂了,尤其是城市人,甚至真的是连“年”也不会过。鲁迅却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因为他是长房长孙,因为在他十几岁就失去了父亲,爷爷又在狱中,过年过节,上坟祭祖,许多场合都需要他来主持,怎么摆供、怎么烧香、怎么跪拜、怎么祝祷,这一切鲁迅都是内行。而且,鲁迅是读书人,所以过年的时候不但要与全家人一起祭拜天地,祭拜祖宗,自己还要祭书神。就像做生意的人必须敬财神一样,读书人当然要敬书神。我和周海婴、还有全国四十多位专家教授编的那套《鲁迅大全集》,就收了鲁迅在大年夜祭书神时写的祭文。我说这些,想说明的意思是,鲁迅是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泡透了的。同时想说明,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是唯物的。

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以鬼神为怪的,所以,周家就常常出现一些怪事儿。比如,周作人出生时就出了一件怪事儿,一个老和尚进了周家,长驱直入到了少奶奶房前,转眼不见了,然后,周作人就出生了。晚年的周作人曾经在文章中纠正那些传说,说是他的那个叔叔看花了眼,然后以讹传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周作人在经历了种种破除迷信的运动之后写的,年轻时却从来没说过他叔叔眼花,而是多次写诗说自己就是那个老和尚。二是周作人在回忆录当中所说的,他和他的妹妹一起生天花,本来妹妹已经好了,而他奄奄一息,全家人都无能为力。但是,静静的房间里突然大叫一声,全家人都知道那不是周作人的妹妹在叫,也不是周作人在叫。人们闻声跑来,却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奄奄一息的周作人好了,而已经好了的妹妹死掉了。

还有一件事,是鲁迅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朦胧中看到一个女人来到他的床头,在他喝水的碗里倒了一点什么。他以为是妻子鲁瑞,就没睁眼,也没出声。可是那女人刚转身出去,鲁瑞就进来了,往他的碗里倒藕汁。鲁迅的父亲觉得奇怪:你不是刚刚才倒过吗?鲁瑞说她没来过。那么刚才进来的女人是谁?最后阿长讲道,那是鲁迅的父亲曾经订婚的一个姑娘,但是他们没等结婚,那姑娘就去世了,所以才另聘的鲁瑞。那姑娘现在来,就是他们情缘未了,找他来了。于是,家里人也就知道,少爷的病好不了了。老和尚的身影也罢,天花鬼的叫声也罢,鲁迅的父亲是被早已死去的未婚妻领走了也罢,是否可信并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文化,是周家人相信的一种文化,周家人曾侵润其中的一种文化。鲁迅是在这种文化当中长大的。过去的教科书和主流著作,都在努力把鲁迅打造成共产主义者的同时,总是在努力把他打造成唯物主义者。大家想,这种家庭文化,能培养出唯物主义者吗?

那么,周家的这种文化奇怪吗?应该说不奇怪。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感觉到奇怪,但在那个时代它是某种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大师,但他一辈子信鬼神。遇到事儿,必去占卜。梁启超也是现代思想家,传播过一系列的科学思想。但是他自己说从十几岁就与鬼神打交道,而且他的妻子李蕙仙死后三年,竟然一直没有离开梁家。三年当中,梁思成生了病,都不是先上医院,而是先去找他妈,而他妈是已经死了的。三年之后,李蕙仙的灵魂才离开梁家。这话听起来很玄,但这不是别人说的,是梁启超自己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的。他没理由欺骗他的女儿。

还有章太炎到阴间去做判官的事,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当下的文化当中,这一切都感到很离奇,不可思议,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觉得奇怪。

接下来的问题是,周家的这种文化,包括梁启超和严复家的那种文化,好还是不好,很难简单回答。但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对儿童来说,是给他一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世界好呢,还是让他面对一个有点神秘的世界好?这同样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后者大概更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一切都清清楚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人的思考能力肯定是会退化的。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鲁迅的学历。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鲁迅是自然长成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绿色的,他们家没给他施过化肥,也没给他施过农药,更没有用过激素或者助长剂。他上学是玩着上的,读书是玩着读的,完全凭兴趣。这甚至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鲁迅饱读诗书,却有学历而没学位。说到学历和学位,新学的学历和学位,大家都知道,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这是学历。学位呢,有学士、硕士、博士。那么旧学呢?旧学的学位倒是有自己的体系,那就是秀才、举人、进士等,所以容易说清,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不少人都有旧学的学位,蔡元培是翰林,吴稚晖是举人,陈独秀、蒋梦麟等都是秀才,而鲁迅、胡适、钱玄同等,连最低的学位也没有。

但要说他们的旧学学历,却有点困难。因为旧学没有小学、中学、大学之分,也没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种区别。怎么说呢?只能说我读过《孟子》,你读过《四书》,他读过《九经》,旧学的学历只能这么去说。鲁迅读到哪里呢?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几乎读过十三经”。朋友们大概知道,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需要读“十三经”。而是只要读过《四书》,再读过《五经》,有这“九经”就够了。而且《四书》《五经》加起来的,虽然俗称“九经”,但这“九经”在“十三经”当中并不是九经,而是七经。因为《大学》和《中庸》都是从《礼记》中抽出来的。

也就是说,鲁迅多读了好多书。需要说明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所说的“读过”。不是我们现在说“我读过《红楼梦》”“我读过《鲁迅全集》”这个意思,它不是浏览,说“读过”,就是能句读、能理解、能记住。那时候人们说读过《论语》,就是能把《论语》一字不错的背下来,说读过《四书》,就是能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都背下来。

鲁迅几乎读过十三经,却连秀才也不是。但是读书多少、根底怎么样,是骗不了人的。内行一接触就知道。鲁迅的顶头上司蔡元培、夏曾佑都是进士,翰林。他们都不曾低估过鲁迅,认定他有学问。但考察鲁迅读书的情况,却很有意思,也很怪,从中也许能够得到某种启发。

从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二年,这五年,鲁迅先后在三个书房就读,却没有走出他自家的大门。三位先生都是他本家的爷爷。不过用今天的目光看,那三位先生都不称职。第一位是朋友们大都熟知的蓝爷爷,他培养了鲁迅对花花草草以及各种奇怪事物的兴趣,却没有教鲁迅多少“正业”。后面两个,一个是鸦片鬼,一个是精神病。教书,完全是瞎对付,读错字,写错字,讲解更是信口开河。奇怪的是,鲁迅的父亲和祖父,竟然让鲁迅跟着他们过了五年。书香世家,对孩子的学业能这样不关心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周家对孩子的管法真的很特别。鲁迅的祖父对孩子的学习很关心,亲自选课本,可是这本身也有点怪,他不用全国的“通用教材”。那时候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先读“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开始读“四书”,读完“四书”读“五经”。周家的开蒙第一书却是《鉴略》,一种简明历史读本。

从七岁到十二岁,五年,鲁迅读了什么书?除了那本《鉴略》,就是读了《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读了一半,没读完。也就是说,用了五年的时间,鲁迅没有读完“四书”,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大家知道,“四书”虽然是四本书,但量很小:《大学》只有一千七百来字;《中庸》只有三千五百来字;《论语》也只有一万三千七百字;《孟子》最长也不过三万五千字。“四书”加起来,总共是五万三千字。五万三千字,读了五年只读了三万六千字!

那时候没有数理化,除了拿出少量的时间,写字,对对子,别的时间都是读书。鲁迅竟然就读了这么一点书,这速度也的确是太慢了。

从七岁开蒙到十二岁,如果读得快,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梁启超是十二岁就中了秀才。蔡锷,也就是蔡锷将军,也是十二岁中了秀才。当时不少人,都是十二岁就能中秀才。能中秀才,意味着读完了“四书”,又读完了“五经”,而且学会了做八股文和试帖诗。鲁迅比人家慢了多少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四书五经”的具体情况。我是给他算过帐的。前面说过了,“学庸孟论”“四书”加起来是五万三千字。而“诗书易礼”和《左传》,加起来是三十八万五千字。“四书”和“五经”加在一起是四十三万八千字。

梁启超、蔡锷等都是十二岁就把四十三万八千字全都读过了,而且学会了做八股文,学会了做试帖诗。而鲁迅到十二岁的时候,却只读了三万八千字,也就是一个零头,学业只完成了人家的十分之一。是鲁迅太笨吗?显然不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家长和老师对他没有要求。鲁迅上学上得太自在了,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在百草园里尽情的玩儿,玩植物、玩昆虫、捉蟋蟀、养老鼠、描图画画、学捉鸟。他当然也读书,不过读的主要是闲书,与功课无关。这又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家长竟然不管他。

书香世家,翰林门弟,对孩子的学业怎么会放任不管?鲁迅的祖父整天盼着能在门上挂一块匾,上面写上“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门第”。他是希望他的儿子、孙子都进翰林的,尤其是对长孙,寄予厚望,当然不会不管。但是,周家的教育真的是自有一套,看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等小的时候,家里就是放飞,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不急于套上笼头,更不急于把功名这样的目标过早地压在孩子身上。

说到这里,我想到今天的许多的家长,都那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种种办法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看看当年周家,完全没有这样的焦灼感。别人家的孩子早就“入场”跑了好几圈,已经中了秀才,他们家却还在让孩子尽情玩儿,不让他们进入跑道。怎么会这样呢?从另一方面想,敢于这么做,基础显然是一种文化自信,是一种家族的文化自信。因为家长自身的文化层次,因为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愚,就敢于让孩子自由发展,而不是像一般人家那样随大流、抢时间、赶速度,你们报什么班,我就给孩子报什么班,把孩子弄得疲惫不堪。鲁迅的童年读书是玩儿着读的。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教育的特别个案,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孩子主要是玩儿。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都没有苦读的经历,都不曾为学习而受折磨。但结果呢?周氏兄弟个个成才,取得的成就远非那些苦读者能够相比。这其中的奥妙是不是很值得研究?

(未完待续)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人类辉煌的政治文明中,英国贡献了如下十二项制度:

  李隽 @juanli324 人类辉煌的政治文明中,英国贡献了如下十二项制度: 1、法治 1215年6月15日,英国颁布《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 这便是“法治”的起源。 自此,“法治”成为人类普世的、核心价值观。 2、自由 1644年,即清朝元年,英国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一书,首次提出“出版自由”的伟大理念。 这便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起源。 自此,”自由“成为人类普世的、核心价值观! 3、民主 1689年10月,也就是康熙34岁的时候,英国颁布《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 这便是现代“民主”的起源。 自此,“民主”成为人类普世的、核心价值观。 4、平等 1689年10月,英国颁布《宽容法案》,确立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这便是“平等”的起源。 自此,“平等“成为人类普世的、核心价值观! 5、分权 1690年,即康熙35岁的时候,英国出版了洛克的《政府论》,该书提出了著名的分权理论。此理论后被孟德斯鸠广泛传播。 这便是“三权分立”的起源。 6、自治 英国的地方自治起源于公元十世纪,具有悠久的历史。英国是现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英国人认为,地方部落先于国家而存在,地方自治权是天赋的人权,国家不但不应干涉,而且要予以保护。 这便是“人民自治”的起源。 7、廉政 1693年,即康熙38岁的时候,英国推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距今已经整整310年。 这便是现代“阳光法案”的起源。 8、工业革命 1765年,即乾隆54岁的时候,英国开始发起工业革命,珍妮纺纱机、瓦特改良蒸汽机诞生。 这便是现代“工业”的起源。 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 9、市场经济 1776年,即乾隆65岁的时候,英国出版了《国富论》,亚当斯密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这便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起源。 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10、议会制 1861年,英国出版了穆勒的《论代议制政府》,完善了自1714年建立的议会制学说。 这便是现代“议会制”的起源。世界大学生辩论赛,便是仿效英国议会的辩论方式。 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议会制国家。 11、政党制 1832年,英国进行选举改革,标志着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政党制度走向成熟,两党制建立了政党之间的监督制衡。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的竞争,避免了一党专政、权力垄

章诒和:我和我的先生

  章诒和:我和我的先生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   由   siyu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