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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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

“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便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从而结束了戊戌变法。

雷家圣亦指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

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

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戊戌政变之后，许多官吏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

“从前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

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

“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

民间学者王先谦也批评康有为：

“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

当时的官僚与士大夫，已经将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与朝鲜的乙未事变作比较，并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

日本派军包围朝鲜皇宫，并由杀手进入皇宫杀害闵妃，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然后由“好汉、好将”进入颐和园“去此老朽（慈禧）”的过程如出一辙；

1896年，朝鲜国王逃到俄国公使馆寻求保护，以图摆脱日本的压迫，然而到了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日军再度大举进入韩国，逼迫韩国签订韩日议定书；同年再逼迫韩国签订第一次韩日协约，韩国之财政、外交皆须听从日本顾问的意见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之后，以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为特派大使，逼迫韩国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日本得在韩国设置统监，统理指挥今后韩国对外国的关系以及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

日本利用顾问、统监掌控韩国的政治外交，这与戊戌变法时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07年，朝鲜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之际，派遣属下秘密潜赴海牙，向和平会议主席及各国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书，并要求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长以韩国已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没有外交权为由，予以拒绝。

海牙密使的消息传回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谴责韩国政府：

“漠视协约精神，敌视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韩国宣战。”

最后，李熙宣布让位，由太子纯宗即位由此可见，可见“借才”一旦付诸实施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1909年，日本开始积极推动“合邦”的计划，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韩国终于在1910年，被迫签下了合并条约，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也认为：

“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拿问，后又处死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

据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变史事新探》^[3] 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4]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5]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帝对伊藤有何看法。合邦提议编辑

后来，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8年9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上书光绪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6]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7] 雷书指出，慈禧太后于1898年9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

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8]”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认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雷家圣指出，由于当时英、日正在中国东北与渤海进行军事活动，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计划，无异与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