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慈禧 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63 光绪1871 ,27 荣禄1836.62岁 康有为 40 梁启超1873,25 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49岁:
1898
慈禧 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63
光绪1871 ,27
荣禄1836.62岁
康有为 40
梁启超1873,25
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49岁:“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
宋伯鲁(1854年-1932年)44岁
戊戌变法与慈禧训政[编辑]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1898年),光绪帝命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觐见慈禧,得到应允。乃于翌日颁布,戊戌变法正式展开。但变法过于操切,触动了满洲贵族和众多官僚的利益,反对者十之八九。慈禧支持维新强国,默许皇帝对变法反对者的制裁。但慈禧与康有为的摩擦愈趋激烈。当时传言光绪帝听信康有为之言授意维新派命袁世凯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归政。慈禧太后闻之大怒,宣布软禁光绪帝,对外宣称光绪帝得病,不能视朝,“不得已临朝称制”,因此慈禧重新训政,此为戊戌政变。自此,为期一百余日的维新变法终止,维新期间的大部分条纲被废止,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等维新六君子被斩首,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雷家圣指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期间到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8][9],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就事件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0]杨崇伊的激烈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上书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1]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上书言道: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8]。雷家圣亦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8]:129。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罗斯帝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8]:154-155。
戊戌政变之后,许多官吏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从前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民间学者王先谦也批评康有为“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当时的官僚与士大夫,已经将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与大朝鲜国乙未事变作比较,并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8]: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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